D8. 2008 年以来青少年自杀率上升的多种原因
原文：https://petergray.substack.com/p/d8-multiple-causes-of-increase-in
学校压力，成就压力，对未来的恐惧，习得性无助，以及关于「创伤」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可能是青少年自杀率上升的基础。
亲爱的朋友们：
这是我探索美国青少年自杀率变化原因的系列信件的第八封，也可能是最后一封。下方的图表展示了 1950 年至今青少年自杀率的变化情况。
在 D1 中，我介绍了这张图表，并征询读者对图示自杀率先升后降再升趋势背后原因的看法。D2 探讨了自杀率的性别差异（男孩远高于女孩）问题，并指出 1950 年至 1990 年自杀率持续上升的原因在于，儿童从事独立活动的机会不断减少，而这类活动对他们当下的幸福感和勇气、自信及自主面对生活挑战的培养至关重要。D4 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描述了 1950 年至 1990 年间的社会变迁如何逐步剥夺了儿童此前数十年来享有的独立性和自由度。
在 D3 中，我有理由相信，1990 年到 2005 年左右青少年自杀率的下降，至少部分归功于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游戏的普及。它们为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了久违的自由感、兴奋感、掌控感和社交归属感，从而改善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在 D5 中，我给出了有力的论据，认为 2008 年至 2019 年（新冠疫情前一年）青少年自杀率的急剧攀升，至少部分源于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CLB，旨在提高学业成绩）和「共同核心」（Common Core，旨在统一教学标准）两项教育政策所导致的学业压力骤增。在 D6 和 D7 中，我列举了诸多研究证据，反驳了一种流行观点——2008 年后青少年自杀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过度使用数字技术，尤其是沉溺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
在本文中，我力图就 2008 年前后青少年自杀率和心理健康问题普遍増加这一现象，提供一个更加综合全面的社会影响因素分析。我将进一步印证在 D5 中提出的「学校压力假说」，同时也会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变迁背景下进行审视。这些社会变化或许加剧了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恐惧感，并日渐滋生出一种无力感和绝望情绪。
2008 年后青少年自杀率上升的现象，并未在欧洲国家出现。
关于反驳「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是造成青少年自杀率上升主因」这一假说，我在前几封信中没有提及的一个证据是，尽管全球各地青少年普遍拥有智能手机并使用社交媒体，但其他国家青少年的自杀率并未像美国那样出现增长。仅以德国为例，德国青少年智能手机普及率的提高与美国相当（参见此处），但这些年德国青少年的自杀率并未上升。事实上，将欧盟 27 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情况也是如此。我从欧盟统计局下载了数据，在上图美国数据所用的同一张图表上，用黑点和线条标出了 2009 年至 2020 年间 15-19 岁欧盟青少年自杀率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美国青少年自杀率急剧攀升的同时，欧盟国家同龄群体的自杀率基本保持稳定，甚至还略有下降。由于数据库的限制，我无法按照性别细分欧盟青少年自杀率数据，因此图表展示的是男女合并的平均自杀率。
其他采用不同评估标准的研究同样表明，欧洲青少年的心理困扰程度的上升幅度远未达到美国的水平。例如，根据在 36 个主要欧洲国家开展的大型青少年调查，该调查 2002 年至 2018 年间每四年统计一次，一项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总的来说，我们发现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略有增加，但生活满意度并无明显变化。基于这两项指标，我们的研究结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整体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出现显著下滑，因为其影响较为轻微。」（Cosma et al.，2020）。
因此，如果我们思考 2008 年以来美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急剧下降这一问题，就需要问：在美国出现了哪些欧洲没有发生的情况，可能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学业压力、成就压力和缺乏经济保障
在 D5 中，我引用了多项调查结果，这些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青少年将自己的严重心理困扰主要归因于学校压力。我还列举了一些研究表明，在所考察的那些年里，青少年的焦虑、精神崩溃和自杀率在学校放假期间大幅下降，而在开学后又重新上升。此外，我还提到了一项研究发现，就读于「高成就学校」（注重高分数和亮眼履历）的青少年比其他学校的学生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和自杀行为。我认为，随着「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和「共同核心」等政策的实施，学校过度强调应试训练，减少了更多有趣、富创意的教学活动，加剧了学校教育的厌恶性和压力，这正值青少年自杀率开始攀升之时。
在我发表 D5 后，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假说支持者曾试图引用一项研究来反驳学校压力假说（这里），该研究指出，在讨论的年份里，高中生在家庭作业上投入的时间并未增加，初中生的作业时间可能还略有减少。然而，Pew 研究中心开展的另一项研究却显示，那几年间，学生，尤其是女生，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显著增加了（Livingston, 2019）。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用在某项活动上的时间并非衡量该活动引发心理困扰的合理指标。即便不深究人性，我们也不难发现，人们往往会回避那些让自己焦虑不安的事情。学校压力加重，学生对学业倍感厌倦和焦虑，可能会导致一些人花更多时间在家庭作业上，而另一些人则减少了作业时长，最终使平均时长变化不大。
几年前（2015 年），我在《今日心理学》上发表了一篇博文，谈到大学生情绪抗压能力下降的问题。文中提到，考试或论文得到低分后，一些学生会情绪崩溃。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任何低于 A 的分数都算低分。这篇文章引发了数百条评论，其中一些来自大学生和高中生。读这些学生的评论，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社会压力表现出的愤怒——在他们看来，社会迫使他们不惜以牺牲真正学习为代价，也要获得高分。下面摘引了评论中的几个例子：
• 在我们看来，任何低于 A 的成绩都是不可接受的。父母从小就向我们灌输，要想在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取得成功，只有做到完美才有机会。这篇文章提到学生备受焦虑困扰，即使是B也被视为失败——原因正在于此。每当考试成绩不是A，我都会陷入深深的绝望，仿佛掉入了无底深渊。
• 我讨厌那些抱怨我们这代人要求太高、被宠坏了的文章。可是，是什么让我们认为非得拿到所有科目的 A 呢？正是父母、奖学金、老师和网络。
• 你说你想让大家努力学习？说拿个 B 也无妨？少来这套！你想要的只是「最优秀的人」，你想要那些能考出一堆A的学生。没错，我的成绩单上有一排A，但我在学校里却非常不快乐。
• 他们告诉你，优异的成绩还不够，拿到所有的 A 只是基本要求。你必须加入至少两个社团，而且不能仅仅当个成员，还要争取当上领导。无论何时何地，你总被灌输一种观念：仅仅简单学习和尽全力是不够的。如果你不能胜过其他同学，你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拿来与他人比较的，你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比其他同学更加优秀。
这些案例虽然比较极端，并夸大了学业成绩对个人前途的实际影响，但人的主观感受就是其心理现实。这些引言反映了年轻人普遍认为，学校体系乃至整个社会强加给他们沉重的竞争压力。他们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如果无法在那些并非出于自主选择、也难以理解的评判标准上胜过同龄人，他们注定会在人生中失败。
在 D5 中我曾提出证据，表明在自杀率开始攀升的同时，由于共同核心课程标准的推行，人们对学业成绩和考试分数愈加关注。同一时期还发生了 2008 至 2009 年的经济大衰退，失业率骤然剧增，股市暴跌导致很多人的积蓄化为乌有，人们对经济前景也丧失了信心。
诚然，大衰退不仅席卷美国，也波及欧洲，但有理由相信，它对美国民众的心理冲击要大于欧盟国民。相较于美国，欧洲国家普遍有更多由政府支持的民生项目，如全民医保、失业保护和高累进税率等，能更有效地让人们摆脱贫困。在美国，一个人更容易从富足跌入贫穷，从安居沦为露宿。大衰退可能显著加剧了美国父母对子女经济前景的忧虑——这种忧虑或许会持续多年，甚至在衰退结束后仍难以消除。
加之美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意识，以及越来越多人认为孩子们的竞争领域是学校和其他可能有助于丰富大学或就业履历的、由成人主导和评判的活动，父母对子女前途的焦虑感进一步增强。这使得父母较以往更热衷并焦虑于孩子的学业和课外成就，从而加重了孩子们自身的焦虑和压力。这是一种推测，但相当合理，有助于解释为何 2008 年后，美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较欧洲出现了更加明显的下滑。
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施加的成就期望会导致内在化的完美主义，而这最终可能引发心理崩溃，因为事实上，完美是永远无法企及的（Curren & Hill, 2022）。无论成绩多么优异，在完美主义者眼中似乎都不够好。这一点与高成就学校的学生比其他学校学生承受了更多心理创伤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我在 D5 中提到的 APA 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在被调查的青少年中，仅次于学业压力，第二大压力源是「考入理想大学或决定高中毕业后的发展方向」。
我们是否在让年轻人习得无助感，并让他们对「创伤」变得过度敏感？
尽管这会使论证更加复杂，但自 2008 年以来青少年心理健康下滑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或许与我们这个社会应对孩子们痛苦的方式有关。随着我们成年人接管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他们远离我们、独立探索的机会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和体验孩子的整个情感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无意中放大了孩子对负面情绪的感知，让他们变得更加敏感脆弱。
无心的玩笑可能被视为「霸凌」，调情的举止或言论可能被视为「性骚扰」。这些行为是否会变得「令人困扰」，甚至被视为「创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身或整个社会如何教导人们认为它们应当「令人困扰」或造成「创伤」。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有人将每一句令人不快的话或评论都视为「微歧视」，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万箭穿心般的讥讽和攻击之中。曾几何时，大人会教导孩子「棍棒石头虽断吾骨，恶言恶语伤不了我」，而如今，成年人更倾向于强调，即使是看似无害的言辞也可能造成伤害。
不仅如此，成年人总是暗示孩子遇到问题就该求助老师或权威人士，这其实传递了一个潜在的信息，暗示他们无力解决自己的困难。久而久之，我们可能让孩子觉得自己是个脆弱无助的人，而不是个坚韧有能力的人。如果再加上限制孩子独立游戏和探索的机会——这可是孩子们学习自己解决问题的传统途径——那这种无助感可能会加倍强烈。要知道，无助是焦虑的主要成因，它往往引发绝望的情绪，而绝望几乎就是抑郁的代名词。
诚然，这个问题有两面性。真正的霸凌和性虐待由来已久，但长期以来被过度隐瞒。有时，人们或许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以从心理层面应对难题。但在所传递的讯息中，我们可能将好意做得有些过火了。
女权主义作家吉尔·菲利波维奇在《大西洋月刊》近期的一篇文章（2023）中，对自己曾经支持「触发警告」表示了些许悔意。所谓「触发警告」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哪怕只是在演讲或日常交谈中提及令人不快的内容，也可能对听者造成心理创伤。她指出：「到了 2013 年，『触发警告』已经变得如此盛行且充满争议，以至于《Slate》杂志宣布那一年为『触发警告年』。」她继而写道：
「在给予个体伤害和受害感受更多重视的同时，我们是否无意中培养了缺乏应对逆境、将困境转化为行动力的能力的一代？……用创伤的语言来诠释一个事件，会改变我们看待它的方式。这或许有利于直面那些真正让生命断裂为『之前』和『之后』的时刻，寻求帮助，开始治愈。但这也可能放大无力感和绝望感，让这些感受凌驾于自主性和掌控感之上。……一个人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渡过难关，抑或无力应对的主观认知，往往会应验自我。」
我同意。
总结
几周前，我开始动笔写这个 D 系列信，缘由是我十分担心那些声称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都源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言论。他们认为，只要我们把电子设备从孩子手中拿走，或想办法限制使用，就可以轻松解决问题。
这些观点之所以广受欢迎，时常被媒体引用，是因为它们迎合了我们社会对孩子几乎自动化和本能化的思维方式。如果孩子出现问题，那么问题一定是由孩子的某种行为引起的。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禁止他们做任何可能引发问题的事，进一步剥夺他们本就所剩无几的自主权。身为成年人，我们从不愿意反思自身的责任。我们坚信，只有限制孩子的自由，让他们接受越来越多的校内外管束性教育，才是在更好地教育他们。而当孩子表达不同看法时，我们却选择充耳不闻。
事实上，与其简单粗暴地没收孩子的智能手机，不如着眼于改变社会结构，为孩子们创造独立玩耍和探索的空间，这对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培养坚韧品格至关重要。与其一味地强制推行严苛的教育，不如切实改革学校，让教学方式与孩子的天性特点相协调。与其过度强调竞争，不如营造合作共赢的社会氛围。剥夺电子设备的做法看似简单，实则治标不治本，非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使情况更加恶化。
现在，我希望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可以重新回到这个订阅专栏的主旨，继续探讨游戏如何塑造人性这个话题。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参考文献
Cosma, A., et al. (2020). Cross-national time trends in adolescent mental well-being from 2002 to 2018 and the explanatory role of schoolwork pressur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66 (2020) S50eS58.
Curren, T., & Hill, A.P. (2022). Young people’s perceptions of their parents’ expectations and criticism are increasing over time: implications for perfectionis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https://doi.org/10.1037/bul0000347.
Filipovic, J. (2023). I was wrong about trigger warnings: Has a national obsession with trauma done real damage to teen girls? The Atlantic, Sept. 2023 issue.
Livingston, G. (2019). How teens spend their time is changing, but boys and girls still differ. Pew Research Center Feb. 20, 2019.